home‎ > ‎推薦文章‎ > ‎

台灣如何因應中國的變局

日期:2010-06-14
作者:吳介民(清華大學社會學所副教授,《秩序繽紛的年代:1990-2010》編者)、林宗弘(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助研究員)
出處:蘋果日報
連結:台灣如何因應中國的變局

正文:

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成長,取得了巨大成果。但亮麗成果底下,是無數勞苦大眾日夜在底層犧牲,才有所謂的「中國崛起」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。

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的悲劇,再度提醒世人,中國模式不是可持續發展的。中國模式至少有這些負面特徵:低工資,超長工時;稀薄的社會福利保障;工人的基本人權、集體權利都被剝 奪;工會功能不彰;大肆破壞環境,使人與自然的生存都面臨威脅。
 
富士康事件以及後續的勞工抗爭風潮,正在對中國發生立即和長遠的影響。短期間內,中國工人紛紛發起集體抗爭,要求加薪。富士康很快回應了加薪這個訴求。加薪暫時平息紛爭,但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。加薪之後,可能還有接二連三的新訴求會出現。台商準備好了嗎?台灣應該如何因應中國社會的變化?

首先,站在人權與民主等價值立場上,台灣社會應該支持中國工人的合理訴求。加薪調薪幅度應該夠大,足以讓他們在工作的城市有基本生活保障,達到生活工資水平。
 
再者,讓工人變成真正的「社區公民」,成為擁有在地城市戶口的居民。唯有這樣,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社保福利問題。

第三,中國政府應該賦予工人基本人權與所有的集體權利,包括集體協商、罷工等權利;允許工人組織自主工會;讓工會擺脫政府與政黨的控制。

(粗體)積怨爆發威脅台商

台灣從經濟起飛到1990年代的民主化階段,培育無數的「黑手變頭家」,也讓許多中小企業攀升到大製造業的世界舞台。這是台灣人胼手胝足的傲人成果;但,這個成果是以壓榨底層勞工以及污染環境換來的。資方在這種「威權發展」模式中獲得最大塊的餅。過去二十年, 中國歷經的高速成長模式,其弊端台灣就曾經痛苦地承受過。因此,台商企業在享受了過往台灣「威權發展」的好處,到中國去持續參與這種「威權發展」模式,就企業社會責任而言,是相當值得檢討的。

富士康事件逼使台灣正視一個現象:中國社會不再是一個事不關己的存在。中國對台灣的影響,不只有正面的商機或是負面的國家安全威脅,還包括社會安全的議題。這個社會安全議題,隨著兩岸之間高密度的經濟社會交流而日益凸顯。一旦中國工人、勞苦大眾不再吞忍非人性化的剝削,社會積怨爆發後,首當其衝的,就包括台資以及在大陸台籍幹部與台灣人社區。因此,除了公民社會,台灣的朝野政黨和政府,都有責任將高標準的人權價值適用到台商以及兩岸經貿關係上。

(粗體)不當投資納入監控

台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少。例如,對於在中國造成嚴重勞資問題的台商,勞委會應要求勞退基金與勞保基金,不予以投資或不持有其股票;這些台商企業回台灣投資時,經濟部應嚴格把關,不應讓其享受租稅或土地徵收的優惠。否則,政府等於是協助不良台商壓榨中國勞工的幫兇。丹麥、挪威、美國加州的一些退休基金管理辦法,就明確列出拒絕投資傷害人權、污染環境的國家與上市公司,可資借鏡。

馬政府正在跟中國洽談經濟合作協議,我們主張,洽談這類協議的前提是:將勞工人權保障條款、環境保護條款,加入協商內容,並將兩岸廠商跨國投資的不當行為納入監控範圍, 如此才能真正激勵負起社會責任的廠商,而懲罰到高剝削、高污染的工廠。

富士康事件凸顯了中國模式中利益分配的共生結構:中國政府、中間代工組裝產業、全球品牌資本。台商身處這利益共生的鎖鏈,在可施力的範圍內,應該努力改善這個利益分配關係。今天不做,明天恐怕會後悔。